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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孫曉春:改革開放以來中國政治思想史研究的反思
        2019年05月24日 09:34 來源:《政治思想史》2019年第1期 作者:孫曉春 字號

        內容摘要:

        關鍵詞:

        作者簡介:

          摘 要:改革開放以來,中國政治思想史研究取得了令人矚目的進展。以教材建設為起點,在短時間內實現了中國政治思想史學科的恢復與重建,在研究方法上,擺脫了以往僵硬的分析方法,對中國傳統政治思想的理解較之以往更為深刻。當前,中國政治思想史研究也面臨一些亟待解決的問題。其中,如何準確理解歷代思想家的思想學說,對歷史上的思想家說過的話作出合理的解釋,依據現代價值尺度來體認中國傳統政治思想,恰當把握中國傳統政治思想的本質特征,是尤須引起我們重視的問題。

          關鍵詞:中國政治思想;傳統政治哲學;比較研究

          作者簡介:孫曉春,南開大學周恩來政府管理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基金項目:本文系國家社科基金重點項目“中國傳統政治思想現代轉型的價值重構研究”(項目編號:14AZZ005)的階段成果。

          20世紀80年代初,隨著改革開放政策的推進,曾一度被認為是偽科學的政治學得以重新恢復,作為政治學理論研究的重要領域,中國政治思想史的教學與研究也重新開展起來。自此以后,中國政治思想史研究與學科建設逐步走上正軌。幾十年來,在學界同仁的共同努力下,中國政治思想史研究,無論是在研究方法還是研究內容與水平上,都實現了令人矚目的進展。在我們國家走向新的歷史時期,社會歷史條件以及學術環境都在發生深刻變化的今天,回顧改革開放以來中國政治思想史研究的發展過程,總結幾十年來中國政治思想史研究的發展經驗,對于促進中國政治思想史的學科建設與發展,有著十分重要的意義。

          一、改革開放以來中國政治思想史研究的進展

          作為在高等院校重新恢復的學科,改革開放以來,中國政治思想研究所取得的成就令人矚目,尤其需要強調的是以下幾個方面。

          (一)教材建設與中國政治思想史學科的重建

          說到20世紀80年代以來中國政治思想史研究的恢復,首先應該說到的是兩部標志性的中國政治思想史論著:一是由徐大同、陳哲夫、謝慶奎、朱一濤四位先生編寫的《中國古代政治思想史》(吉林人民出版社,1981年);另一部是劉澤華先生的《先秦政治思想史》(南開大學出版社,1984年)。這是改革開放之初,我國理論界和學術界剛剛開始撥亂反正,從極左思維中走出的時候出版的兩部中國政治思想史。如果說20世紀初梁啟超的《先秦政治思想史》具有學科開創意義的話,那么,這兩部著作對于改革開放以來的中國政治思想史研究則具有篳路藍縷之功。后來,學界對中國政治思想史的研究對象與內容、中國政治思想史的學科規定性以及中國政治思想的基本特征及其發展規律等關乎中國政治思想史研究與學科發展的基本問題的思考和討論,都是在這兩部著作的基礎上逐漸形成的。

          教材建設是學科發展的基礎性工作。當中國政治思想史教學與研究在高等院校恢復以后,人們面對的是基本沒有教材可用的情形,當時,民國時期蕭公權先生編寫的中國政治思想史教材在大陸已近絕跡,20世紀50年代呂振羽編寫《中國政治思想史》一書也很是稀見。于是,在80年代以后,一些院校開始了中國政治思想史教材的編寫工作,并且陸續出版了一些適于本科教學的中國政治思想史教材,其中較為重要的有劉澤華先生主編的《中國古代政治思想史》(南開大學出版社,1992年)、朱日耀先生主編的《中國古代思想史》(吉林大學出版社,1988年)、邵德門先生的《中國近代政治思想史》(法律出版社,1983年)、桑咸之先生和林翹翹編著的《中國近代政治思想史》(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86年)以及寶成關等編著的《中國近代政治思想史》(吉林大學出版社,1990年)。再到后來,教育部開始組織編寫高等學校統編教材,又有了劉澤華、葛荃主編的《中國政治思想史》(研究生教材,南開大學出版社,2001年)以及曹德本主編的《中國政治思想史》(面向21世紀教材,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年)。2000年以后,中國政治思想史又被確定為“馬克思主義理論研究和建設工程”第三批重點教材,曹德本、寶成關、葛荃、孫曉春等人被確定為首席專家,組織編寫了《中國政治思想史》(高等教育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12年)。目前這部教材已經為國內許多高等院校政治學專業使用。近來,又有張星久教授編著的《中國政治思想史》(復旦大學出版社,2017年)問世。經過改革開放幾十年的努力,最初沒有中國政治思想史教材可用的情況已經得到了根本改變。

          教材編寫是改革開放以來中國政治思想史學科發展的基礎。在教材編寫過程中,培養了中國政治思想史研究的基本隊伍,使得人們對中國傳統政治思想的內涵、特點及其發展規律有所認識,促進了人們對于中國政治思想史研究主題的發掘。延至后來,幾部中國政治思想史的鴻篇巨制,如劉澤華先生主編的《中國政治思想史》(三卷本,浙江人民出版社,1996年)和《中國政治思想通史》(九卷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4年),實際上都是最初中國政治思想史教材編寫工作的延續。

          改革開放改變了以往幾十年間中國大陸學術界的閉鎖狀態。自20世紀80年代以后,港臺以及一些留旅美華人學者,如韋政通、徐復觀、余英時等人的思想史論著被陸續介紹到國內。這些論著都具有較高的學術水準,與這些論著相比,當時大陸的思想史研究水平還有著相當的差距。值得高興的是,經過近幾十年的努力,大陸在中國政治思想史研究方面已經不再落后。

          最能說明改革開放以來中國政治思想史研究進展的是內容豐厚的研究成果。自改革開放以來,幾乎每年都有中國政治思想史研究專著問世,同時,也有大量高質量的學術論文發表。據不完全統計,自20世紀80年代中期以來,圍繞中國政治思想史的目的與研究方法、中國傳統的治國方略、中國傳統政治文化、中外政治思想比較、傳統民本思想與近代民主等思想主題,在省級以上核心期刊發表的論文就有千余篇。這些主題顯然不是近年來中國政治思想史研究成果的全部,但卻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國政治思想史研究所取得的成就。

          (二)研究方法的改進與學理的進步

          改革開放以前,由于中國政治思想史作為一個學科已經不復存在,因此,很少有關于中國政治思想史研究方法的討論。當中國政治思想史在部分高等院校恢復以后,人們最初運用的研究方法和分析框架只能從傳統的歷史學和其他思想史門類那里獲得。然而,在改革開放以前,思想與方法的僵化在人文社會科學領域是不爭的事實。因此,如何實現分析方法的突破,成了中國政治思想史研究亟待解決的問題。

          在改革開放以前,人文社會科學領域流行著許多常識性的教科書觀點。例如,在以往的哲學史研究中,人們常常把唯物還是唯心作為價值判斷的標準。由于哲學史與政治思想史的密切關聯,在中國政治思想史研究中,如何理解思想家的哲學世界觀與其政治主張的關系,便成為人們認真對待的問題。按照常識教科書的觀點,把唯物與唯心作為有關思想家價值判斷的標準,我們的研究工作將會變得至為簡單,歷史上那些凡是屬于唯物主義陣營的思想家都是好的思想家,而被劃進唯心主義陣營的思想家則大都是不好的思想家。于是,先秦道家的老、莊,宋明時期的二程、朱熹、陸九淵和王陽明,都是不好的思想家。然而,這些人在中國政治思想史上卻占據著極其重要的歷史地位。顯然,把思想家的哲學世界觀作為價值判斷的依據,無助于我們認識全部的中國政治思想史。

          有一個至為簡單的邏輯問題:對于歷史上的思想家來說,即便他們正確地認識到了世界的本原是物質的,但并不等于他們對于社會政治生活的理解也是深刻的,反之,那些認為世界統一于精神的思想家,對于社會政治生活的理解也未必不深刻。值得慶幸的是,改革開放以來的中國政治思想史研究并沒有在這一問題上走更多的彎路,只是在20世紀80年代初,有極少數的中國政治思想史論著討論思想家的哲學世界觀是唯物還是唯心的問題,而在后續的中國政治思想史研究中,很少有人用唯物、唯心的觀點去評價思想家的思想學說。擺脫常識教科書觀點的結果,使歷史上的思想家在我們的研究中獲得了公平的對待。

          再如階級分析方法。階級分析的方法是馬克思主義的精髓。傳統的中國社會是一個有著森嚴的等級結構的社會,不平等是每一個歷史時代的人們共同面對的事實。所不同的是,在不同的社會歷史條件下,社會不平等有著不同的內容和表現形式,而不同歷史時代的人們對于不平等也有著不同的理解。對于現時代的人們來說,我們一方面要認識歷史上的等級結構與不平等,從而弄清不平等在怎樣的程度上影響了以往歷史時代的社會政治生活;另一方面,我們也要知道生活在以往時代的人們是如何看待和理解不平等的,他們對于社會等級結構和不平等的認識在怎樣的程度上影響了他們對于優良的社會政治生活的判斷。在這一意義上說,馬克思主義的階級分析方法無疑是我們認識和理解中國政治思想史的科學方法。

          然而,在改革開放以前,階級分析方法卻被弄成一種僵化的公式,人們大多以為,歷史上的思想家一定是某一特定階級的代言人。于是,為歷史上的思想家劃成分、定出身,便成了有關思想家的價值判斷的關鍵,例如,孔子究竟是沒落的奴隸主階級的代言人,還是代表新興地主階級利益的思想家,莊子所代表的是社會下層平民的利益,還是腐朽沒落的奴隸主階級的利益,曾一度是學術界爭論不休的問題。及至20世紀70年代的批儒評法運動,更是把這種僵硬的“階級分析”發展到了極致。

          在改革開放以來的中國政治思想史研究中,以往那種僵化的“階級分析”方法逐漸退出了學術舞臺,特別是近十幾年來,已經不再有人通過給思想家劃成分的方法來解讀和評價歷史上的思想家。可以說,改革開放為中國政治思想史研究帶來的最重要的東西,就是思想觀念的解放和研究方法的突破。

          在逐漸擺脫以往那些僵硬的分析方法的過程中,研究方法也成為中國政治思想史研究領域的重要話題。改革開放以來,最早討論中國政治思想史研究方法的是劉澤華先生,他指出,中國政治思想史研究應該“注意學科自身的認識規律循序而進”,開展以思想家為單位的列傳式的研究、流派研究、思潮研究以及比較研究等多層面、多角度的研究。(1)雖然劉先生的這段話還沒有說到具體的研究方法,但對研究方法的關注卻具有重要的啟示意義。在后來的中國政治思想史研究中,有關研究方法的討論日益深入。葛荃教授在《中國政治思想史的學理特點及方法論芻議——以董仲舒天人政治論為例》(《政治思想史》,2010年第4期)一文中指出,應該“以政治學理論作為方法論研究中國政治思想史,方能將這一錯位多年的學科放回原位,從歷史學領域的專門史回歸到政治學學科的專業基礎,成為政治學知識體系的奠基學科”。岳強在《中國政治思想史的研究內容、路徑和方法》(《黑龍江社會科學》,2013年第1期)一文中則主張在對歷史人物、思想流派、思潮、概念等分別研究的基礎上,“注重對各種研究路徑的綜合使用”,并且要注意專題研究與綜合分析相結合、歷史主義與階級分析相結合、邏輯與實證相結合、社會科學與自然科學研究方法相結合。孫曉春在《中國政治思想史研究中的歷史主義方法與現實關注》(《天府新論》,2015年第4期)一文,討論了中國政治思想史研究中歷史主義方法與研究者的現實關注之間關系的問題。到目前為止,雖然人們對中國政治思想史的研究方法還有不同的意見,不過,對研究方法的多元理解,卻是中國政治思想史研究得以繁榮的基本前提。

          (三)中國傳統政治哲學的深度解讀

          以往說到政治哲學,人們大多是從古希臘的蘇格拉底哲學說起,很少提到中國傳統政治哲學。時至今日,也還有人堅持認為中國古代根本沒有政治哲學。這是一個不小的誤會。其實,要回答中國歷史上有沒有自己的政治哲學這一問題,首先需要我們弄清中國歷史上有沒有自己的哲學。如果我們承認中國傳統哲學存在,那么,中國傳統政治哲學的存在也就是無可懷疑的事實。

          所謂政治哲學,簡而言之,就是關于社會政治生活的應然性判斷,在政治哲學領域里,人們關注的不是現實的政治生活是什么,而是“應該”(ought to be)有什么樣的政治生活。歷史上,凡是對優良的社會生活有著強烈追求的思想家,大多會對理想的政治生活作出構想,而思想家所構想的理想社會生活,在本質上就是思想家邏輯思維的結晶。歷史上思想家在理論上所做的有關“應該”的政治生活的論證,便是中國傳統政治哲學的基本內容。

          中國傳統政治哲學是中國傳統政治思想的核心結構。它是古代中國人價值觀念的源頭,在中國古代社會,人們基本的價值觀念主要是從以儒家思想為主體的傳統政治哲學中獲得的。在向社會大眾輸出價值觀念的同時,傳統政治哲學為傳統的中國社會提供了基本的制度理念。可以說,解讀中國傳統政治哲學是在深層的意義上理解中國傳統政治思想的關鍵。

          改革開放以后,在中國政治思想史研究中最早提到中國傳統政治哲學的是劉澤華先生。其所作《中國政治思想史集》第一卷《先秦政治思想史》一書的前言中指出(這個前言后來在《天津社會科學》1985年第2期刊發出來),中國政治思想史研究首先應該注意的是政治哲學問題,并且根據先秦政治思想史的實際,認為中國古代政治哲學應該包括天人關系、人性論、理、必、數、道等必然性理論以及歷史觀等思想主題。(2)雖然就中國傳統政治哲學內涵的理解而言,這一說法未必精當,但把政治哲學作為中國政治思想史研究的對象提出來,卻無疑具有啟示性的意義。

          近年來,中國傳統政治哲學方面的研究成果十分豐厚。其中劉惠恕的《中國政治哲學發展史》(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01年),以儒家政治哲學的發展過程為主線,對先秦儒家至明清之際儒家政治哲學的發展進程以及儒家政治哲學與中國古代社會政治生活之間的關系作了較為詳盡的論述。周桂鈿的《中國傳統政治哲學》(河北人民出版社,2007年),從傳統儒家的經學入手,對儒家的天人觀、民本論、德治論作了較為深入的闡釋。張師偉的《中國傳統政治哲學的邏輯演繹》(天津人民出版社,2016年)則更加注重對中國傳統政治哲學內在邏輯的解讀,作者對中國傳統政治哲學產生的歷史條件、傳統政治哲學中的天人問題、道義與倫理、民本思想的實質與理論價值等思想主題均有獨到的理解。

          中國傳統政治哲學,體現著古代思想家對于優良的政治生活的追求,它蘊含著古往今來的人們共同關心的永恒主題。什么樣的社會生活才是真正有價值的生活、什么樣的政治才是好的政治、社會政治生活究竟如何才能在道德上來得正當。以往時代思想家思考過的這些問題,現代人仍然在思考。我們之所以研究中國傳統政治哲學,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對于以往人們曾經回答過的這些問題,我們仍然要給出自己的答案。而理解以往思想家對這些問題的認識,則是我們回答這些問題的前提。

          不過,我們也應該看到,由于對中國傳統政治哲學的研究時日尚短,關于中國傳統政治哲學還有許多問題沒有解決。例如,在整體上,中國傳統政治哲學究竟應該如何定義、傳統政治哲學主要包含哪些論題、這些思想主題又是在怎樣的程度上聯結為有機的整體;在缺少古希臘那樣的形而上學傳統的思想文化背景下,中國古代思想家是循著什么樣的邏輯實現其有關社會政治生活的價值判斷的;作為中國政治思想的核心結構,傳統政治哲學是以怎樣的方式向社會輸出價值觀念的,這些價值觀念又如何規范和約束了傳統中國社會的政治過程。諸如此類的問題都需要我們作出合乎邏輯的解釋,這將在根本上決定中國政治思想史研究的質量。

          (四)中國傳統政治思想主題的廣泛發掘

          中國傳統政治思想是以往時代的人們對于社會政治生活的認識結晶,其中蘊含著極其豐富的思想主題。自春秋戰國以后,歷代思想家和政治家圍繞義與利、天與人、民與君、王道與霸道、君統與道統、德治與法治、善政與暴政、人性的善惡等主題曾經有過廣泛深入的討論,有些時候甚至在思想家之間會發生激烈的論爭。思想家對這些主題的認識,體現了他們對于社會政治生活的理解,也體現了思想家各不相同的價值取向。盡管古代思想家在這些問題上有著各不相同的認識,但在更抽象的水平上說,人們都是要通過對這些主題的討論,來說明什么樣的政治是好的政治。這恰恰是古往今來人們共同面對的問題。

          在近年來的中國政治思想史研究中,幾乎上述所有思想主題都被學界同仁發掘出來,在對古代思想家的思想主張作了深入解讀的基礎上,又站在現代人的立場上,表達了自己對這些思想主題的看法。對這些思想主題的研究,不僅表明了學界同仁從傳統政治思想捕捉思想主題的能力,也體現了當今的中國政治思想史研究者對社會政治生活的深刻理解。如果說觀念的進步是社會生活質量提高的前提的話,對傳統政治思想主題的發掘與研究恰恰是我們實現觀念進步的重要一步。

          (五)漸入佳境的比較研究

          關于政治思想比較研究,這里說的主要是中西方政治思想的比較研究。當然,中國歷史上不同思想流派、不同時期的思想家之間也有比較的價值,但顯然沒有中西方政治思想的比較研究來得重要。

          中國傳統政治思想與源自于古希臘的西方政治思想是當今世界上最為重要的兩種思想傳統,它們產生于各不相同的社會歷史環境,在近兩千年的時間里,這兩種思想都發展到了很高的水平,在它們所及的范圍內,都起到了向社會大眾輸出價值觀念、規范政治過程的作用。(3)在相當長的歷史時期內,東西方的政治思想都是按照自身的邏輯發展的,在地理環境阻隔的歷史條件下,這兩種思想傳統之間相互比較是無由發生的,甚至也無法判別二者之間孰優孰劣。然而,在東西方阻隔狀態不復存在的今天,這兩種思想傳統之間的比較不僅是可能的,而且也是必要的,這是因為,中國政治思想已經不再是孤立的存在,由于近代以來中西方兩種思想傳統的交融,中國政治思想循著自身邏輯發展的可能性已經不復存在。作為人類共同思想遺產的一部分,中國傳統政治思想的價值與意義,在一定程度上需要通過與西方政治思想的比較才能得到說明。

          在改革開放以前,由于中國政治思想史研究在事實上的停滯,中西方政治思想比較研究根本無從談起。只是在改革開放以后,隨著中國政治思想史學科建設日益走上正軌,中西方政治思想比較研究也逐漸受到了學界的重視。而中西方政治思想比較研究的切入點,則是對比較研究的必要性的認識。任劍濤在《中西政治思想比較的正當性問題》(《中山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4年第6期)一文,就這一問題作了較為詳盡的論證;孫曉春的《比較視野下的中國傳統政治思想》(《學習與探索》,2013年第10期),從理解中國傳統政治思想的需要出發,討論了中西方政治思想比較之于中國政治思想史研究的重要意義。

          近年來,學界同仁在中西方政治思想比較研究方面成果頗豐,人們在中西方思想史中發現了許多可供比較的思想家和思想主題,如韓非與馬基雅維利、孔子與蘇格拉底、先秦儒家與古希臘哲學家、老子與柏拉圖、董仲舒與阿奎那;中國傳統的道義觀念與古希臘的正義論、儒家與古希臘哲學家的中庸思想、中西方的法治思想、中國傳統的民本思想與西方近代的民主思想;等等,比較的范圍十分廣泛。雖然對這些主題的研究還有待深入,但這對于拓展中國政治思想史研究的視野,加深對中國傳統政治思想的認識無疑大有裨益。

          中西方政治思想比較研究是有著相當難度的研究領域。一方面,它要求研究者對于中西方的政治思想本身都有著深刻的理解,能夠發現中西方政治思想所蘊含的相同或者相近并且有著重要理論價值的思想主題展開研究;另一方面,更要求研究者能夠站在現代人的立場上,對中西方政治思想史上那些可比較的思想主題給出我們自己的見解。所以,與單一的中國或者西方政治思想史研究相比,比較研究對研究者有著更高的要求。

          其實,我們所以從事中西方政治思想比較研究,無非是基于這樣的理由:我們所討論的是古往今來的人們共同關心的思想主題,對于生活在不同歷史時代、不同社會歷史條件下的人們來說,這些思想主題有著相同的意義。所以,政治思想比較研究不僅僅是要弄清歷史上的思想家曾經說了些什么,而且要在對中西方思想家的思想學說準確解讀的基礎上,弄清楚我們自己要說些什么。生活在當下的我們要比以往時代的人們幸運得多,這是因為,當我們對東西方思想史上那些永恒的主題進行思考的時候,我們有著更為廣闊的學術視野和思想空間,有著更多的思想資源可供我們參考。雖然目前的中西方政治思想比較研究還遠未達到我們期望的水平,但假以時日,中西方政治思想的比較研究一定能夠進入更高的境界。

          改革開放以來的幾十年,是中國政治思想史研究獲得實質性進步的幾十年。需要說明的是,這些年來中國政治思想史研究的進步,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相關學科的研究進展,特別是西方政治思想史研究的進展。事實上,我們對中國傳統政治思想的理解所以較之梁啟超那個時代更為準確和深刻,是因為我們對西方政治思想的理解比以往更為深刻。正是由于西方政治思想研究的進步,才使得我們能夠把作為人類共同思想遺產的重要組成部分的中國傳統政治思想置于更廣闊的思想文化背景下加以認識。

        作者簡介

        姓名:孫曉春 工作單位:南開大學周恩來政府管理學院

        職稱:教授

        課題:

        國家社科基金重點項目“中國傳統政治思想現代轉型的價值重構研究”(項目編號:14AZZ005)的階段成果

        轉載請注明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 (責編:孫志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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