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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輕重相舉:中國古代法律適用中的論理解釋
        2019年05月25日 11:57 來源:人民法院報 作者:趙進華 字號
        關鍵詞:“輕重相舉”法;唐律;論理

        內容摘要:考慮到唐律主要是一部刑法典,所以當時“輕重相舉”法應該主要適用于刑事司法領域,這也與當代刑法學中的論理解釋若合符節,如張明楷教授所言:“當刑法不處罰某種重行為時,得出對較之更輕的行為也不得處罰的結論,或者當刑法處罰某種輕行為時。唐律中的“輕重相舉”條款標志著論理解釋方法在唐代立法和司法中的成熟,而此種圓熟有效的法律解釋方法一旦得到制度的承認,勢必對當時和后世的法律實踐產生不可估量的影響。不過,上引趙冬曦的言論似乎也反映出“輕重相舉”法在實踐中異化的一面,或許在隋、唐時期,奸臣酷吏對“輕重相舉”法有意或無意地濫用已使得“輕重相舉”混同于類推和比附。

        關鍵詞:“輕重相舉”法;唐律;論理

        作者簡介:

          唐律中的“輕重相舉”法

          《唐律·名例律》中“斷罪無正條”云:“諸斷罪而無正條,其應出罪者,則舉重以明輕;其應入罪者,則舉輕以明重。”所謂“斷罪而無正條”,唐律的解釋是“一部律內,犯無罪名”,即今人常說的“法無明文規定”。可見,唐律此條是用來解決法無明文規定情況下如何適用法律的問題的。對此,法史學界一直以來的通說認為,《唐律》這一條款是關于類推或比附的規定,這不能不說是一個誤解。實際上,載于該條中的“輕重相舉”之法是我國古代立法者對法律適用中論理解釋的經典概括,就其性質而言,既不同于類推,更不屬于比附。

          所謂論理解釋,是指“法文雖未規定,惟依規范目的衡量,其事實較之法律所規定者,更有適用之理由,而逕行適用該法律規定”。(楊仁壽:《法學方法論》,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9年,第120頁)此種解釋方法突破了文義解釋之框架,卻又不違于形式邏輯和生活經驗,符合常情常理,因而取其“理所應當”之義,又名“當然解釋”。如法律禁止人們在保護區內釣魚,則以網捕魚自然也在禁止之列。又如公園內禁止小轎車通行,則大卡車自不待言。可見,論理解釋是理解和適用法律中一種非常重要的方法。

          再來看唐律對“輕重相舉”法的示例:

          “其應出罪者”,依《賊盜律》:“夜無故入人家,主人登時殺者,勿論。”假有折傷,灼然不坐。……此并“舉重明輕”之類。

          案《賊盜律》:“謀殺期親尊長,皆斬。”無已殺、已傷之文,如有殺傷者,舉始謀是輕,尚得死罪,殺及謀而已傷,明從皆斬之坐。……是“舉輕明重”之類。

          依上面的例子,既然《賊盜律》中規定了“夜無故入人家,主人登時殺者,勿論”,殺死盜賊尚且無須承擔責任,打傷自然也是“勿論”的了。反過來,《賊盜律》又規定:“謀殺期親尊長,皆斬”,卻沒有規定已殺、已傷的情況如何處罰,然而謀殺顯較已殺、已傷為輕,尚且處以“皆斬”,已殺、已傷難逃此極刑自不待言。表面上看,折傷入室盜賊和(已)殺、傷期親尊長如何處置是“犯無罪名”的(即律文中找不到直接針對這種情況的法律規定),然而這并不意味著律文就無法“覆蓋”這種情況,因為人們完全可以根據律文的自然屬性順理成章地推導出如何處置的結論。可見,所謂“舉重以明輕,舉輕以明重”實際上是對律條涵義的自然推衍,是對律文“題中應有之義”的發掘,這正符合法律解釋學上論理解釋的定義。考慮到唐律主要是一部刑法典,所以當時“輕重相舉”法應該主要適用于刑事司法領域,這也與當代刑法學中的論理解釋若合符節,如張明楷教授所言:“當刑法不處罰某種重行為時,得出對較之更輕的行為也不得處罰的結論,或者當刑法處罰某種輕行為時,得出對較之更重的行為更應當處罰的結論,是合乎事理、情理或者理所當然的。”(張明楷:《刑法學中的當然解釋》,《現代法學》2012年第4期)

          《唐律》中“斷罪無正條”以“諸斷罪……”的樣式行文,表面上看似乎僅關于斷罪,然立法者將該條置于《名例》之中,而不是《斷獄》,透露出立法者的本意,“輕重相舉”條非僅事關斷獄,亦是理解和適用整部法典的基本原則。究其實質,論理解釋為法律適用中最為基本的一種解釋技巧,在一種成熟的法律文化中,對任何一部法典的理解和適用都離不開論理解釋。唐代立法者把它明確地概括為“舉重以明輕”和“舉輕以明重”并固定在律典中,雖為理所當然,卻不能視為多此一舉,因為“法之設文有限,民之犯罪無窮。為法立文,不能網羅諸罪。民之所犯,不必正與法同”。(《左傳·昭公六年》)考慮到《唐律》的“科條簡要”和當時司法者的整體素質,“將舉重以明輕和舉輕以明重,作為解釋刑法時應當遵循的一項原理,具有重要意義:法官在解釋刑法時,必須維護刑法的公平正義;在處理案件時,必須使案件之間的處理結論協調一致。”(張明楷:《刑法學中的當然解釋》,《現代法學》2012年第4期)

          “輕重相舉”的源流

          唐朝神龍年間,大臣趙冬曦上書言:“臣聞夫今之律者,昔乃有千余條。近有隋之奸臣,將弄其法,故著律曰:‘犯罪而律無正條者,應出罪則舉重以明輕,應入罪則舉輕以明重。’立夫一言,而廢其數百條。自是迄今,竟無刊革,遂使死生罔由乎法律,輕重必因乎愛憎,賞罰者不知其然,舉事者不知其犯。”(《通典》卷167《刑法五》)可見,“輕重相舉”法應該是在隋朝時進入律典的,唐律不過是沿襲了隋代的制度。不過,在趙氏看來,“輕重相舉”是奸臣弄法的產物,這一說法恐怕是不符合歷史實際的。

          《宋書》卷64《何承天傳》載:

          撫軍將軍劉毅鎮姑孰,版為行參軍。毅嘗出行,而鄢陵縣史陳滿射鳥,箭誤中直帥,雖不傷人,處法棄市。承天議曰:“獄貴情斷,疑則從輕。昔驚漢文帝乘輿馬者,張釋之劾以犯蹕,罪止罰金。何者?明其無心于驚馬也。故不以乘輿之重,加以異制。今滿意在射鳥,非有心于中人。按律過誤傷人,三歲刑,況不傷乎?微罰可也。”

        作者簡介

        姓名:趙進華 工作單位:東北大學文法學院

        課題:

        教育部基本科研業務費項目“傳統中國治獄文化機理研究”〈項目批號N151402005〉的階段性成果

        轉載請注明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 (責編:馮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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