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ite id="dhxkb"></cite>
      1. <acronym id="dhxkb"><form id="dhxkb"></form></acronym>

        <output id="dhxkb"></output>
      2. <acronym id="dhxkb"><form id="dhxkb"></form></acronym>

      3. <label id="dhxkb"><legend id="dhxkb"></legend></label>
      4. <var id="dhxkb"><ol id="dhxkb"><big id="dhxkb"></big></ol></var>
      5.  首頁 >> 資訊
        解開我國古代典籍誕生的謎團
        2019年05月25日 10:06 來源:光明日報 作者:周少川 字號
        關鍵詞:典籍;甲骨文;史官

        內容摘要:我認為,僅僅依靠辭義的詮釋自然是遠遠不夠的,要想揭示典籍的實質,還必須深入探討我國古代文獻中,典籍這一文化載體的具體構成,認識典籍這一文化產品所具的特征。認識典籍的構成,便掌握了確定典籍的標準,確定典籍標準可以幫助我們區分典籍與其他文獻,從而劃定研究的范圍,較為準確地判斷典籍的產生。如果將西周典籍認為是早期典籍向正式典籍過渡的階段,那么正式典籍應產生于公元前770年至公元前570年之間。所謂正式典籍,除了在文字、內容、編連方式等三要素比早期典籍更為進步之外,主要是指典籍在社會功用上已經脫離了早期典籍簡單記錄的檔案性質,而充分體現了典籍在精神屬性上具有表達思想、交流經驗、積累和傳播知識的作用。

        關鍵詞:典籍;甲骨文;史官

        作者簡介:

          周少川   北京師范大學歷史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北京師范大學史學理論與史學史研究中心專職研究員。任中國歷史文獻研究會常務理事、榮譽會長,《文獻》雜志編委等職。從事歷史文獻學、史學理論與史學史、元代文化史的教學科研工作、古籍整理工作。獨立承擔或參與多項國家社科基金項目和省部級科研項目。已出版《古籍目錄學》《中華典籍與傳統文化》《藏書與文化》《元代史學思想研究》等專著,發表論文百余篇。

         

          中國古代典籍浩如煙海,源遠流長,它是保障中華民族數千年文明不曾間斷的重要載體,也是我們承繼文化傳統的歷史依據。中國古代典籍的產生經歷了一個漫長漸進的過程,其早期形態也比較復雜,如何界定古代典籍的范疇與構成,了解古代典籍產生的歷程,是我們傳承發展中華傳統文化時必須關注的課題,這也正是今天演講的主旨所在。

          【典籍產生的傳說】 

          關于我國典籍的起源,《周易·系辭上》認為典籍出于“河圖”“洛書”。《漢書·藝文志序》也說:“《易》曰:‘河出圖,洛出書,圣人則之。’故《書》所起遠矣。”漢朝人認為,在伏羲時代有龍馬出于黃河,身有紋路,伏羲照著龍馬描畫下來就是八卦。夏禹時又有神龜出于洛水,背有文字,大禹據此演為《洪范》,所以《洪范》也稱《洛書》。關于“河圖洛書”的作者和內容,在解說《易經》的經書及子部的五行讖緯書中有許多說法;宋人也有多種圖畫,但差異很大;清代學者胡渭的《易圖辨》曾加以辨偽;所以,用“河圖洛書”來解釋典籍起源,只是古人的一種傳說。

          “河圖洛書”之外,又有傳說認為早在“三皇五帝”時代,我國典籍便已產生,“三墳”“五典”“八索”“九丘”就是最早古書的名字。《左傳·昭公十二年》曰:“楚子狩于州來,左史倚相趨過。王曰:‘是良史也,是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這段文字記載楚王夸獎倚相,說他是個有學問的史官,能讀懂《三墳》等遠古的典籍。西漢孔安國在《尚書序》中解釋說,《三墳》是伏羲、神農、黃帝等三皇的典籍,“言大道也”;《五典》是少昊、顓頊、高辛、帝堯、虞舜等五帝的典籍,“言常道也”;《八索》是八卦書;《九丘》是九州志書。不過,孔安國并未提到他是否見過這幾種書,記錄西漢時典籍的《漢書·藝文志》也無以上典籍的記載。流傳至今的古籍中,雖然也有名為《三墳》《五典》《八索》《九丘》的典籍,但早已被學者考定為后世偽造之書。目前來看,以《三墳》《五典》《八索》《九丘》作為我國典籍之始也缺乏充分證據。這種傳說反映的是我國古代典籍產生的年代比較久遠。

          應該說,我國典籍的產生是古代社會文明和進步發展的必然產物,典籍并非某位圣賢的獨創,更不是天賜神書。典籍的產生,是古代先民為了生產實踐和社會實踐的需要而發明創造出來的,它的產生有一個漫長的過程。由于遠古時代文明初創,記載缺乏,古籍產生的確切過程的史實已不清晰,因此,探尋我國典籍產生的軌跡,還有賴于對各種文獻的間接記載和考古發掘的實物進行綜合考察。

          【典籍概念及其構成的考察】 

          典籍之“典”,甲骨文作“圖一”,圖一是會意造字,作雙手或單手捧冊之狀。金文的“圖二”與《說文解字》中的小篆“圖三”比較相似,許慎在《說文解字》中說:“典,五帝之書也。從冊在丌上,尊閣之也。”丌是放書底座或幾案,將冊子置于幾案上或者以手捧冊,皆有尊奉之意。《尚書》中有《堯典》,記述了古代君王堯訓示臣民的言論和治國的法度,可知“典”是指記載法則、制度的重要文獻。“籍”字出現較晚,未見甲骨文和金文,《說文解字》的小篆作“圖四”,曰:“籍,簿也,從竹,耤聲。”即簿冊、書冊之意。

          典籍二字聯起來并作為一種名稱出現在文獻中,大概始于戰國時期,《孟子·告子下》曰:“諸侯之地方百里,不百里,不足以守宗廟之典籍。”《左傳·昭公十五年》曰:“昔爾高祖孫伯黡,司晉之典籍,以為大政,故曰籍氏。”這里的典籍,或指先祖法度,或指國家典制。典籍的合稱,仍然包括了“典”的含義,指記載法則、制度等重要的書籍。只是到了漢代以后,典籍才被用作各種書籍的統稱。《后漢書·崔寔傳》稱崔寔“少沈靜,好典籍”;《三國志·蜀書·譙周傳》記載譙周耽古好學,以讀書為樂,“誦讀典籍,欣然獨笑,以忘寢食”。此處“典籍”的用法,便與我們如今泛指一切圖書的用法相同了。

          何謂典籍?我認為,僅僅依靠辭義的詮釋自然是遠遠不夠的,要想揭示典籍的實質,還必須深入探討我國古代文獻中,典籍這一文化載體的具體構成,認識典籍這一文化產品所具的特征。

          中華民族傳統文化的內涵極其豐富,它既存在于民族的政治、經濟、文化生活中,也存在于大量的文化遺存中。而石器、玉器、甲骨、青銅器、秦磚漢瓦、竹簡木牘、縑帛紙張都是形態與內涵各異的文化載體。典籍的構成必然具備若干特異的基本要素,這要通過文獻學的學理來進行分析。

          必須明確的是,典籍是用文字書寫的,因此文字的形成,是產生典籍的先決條件。

          而記載信息的完整性和系統性是構成典籍的第二個重要因素。典籍是人類文明發展到一定階段的產物,文字的產生并不意味著典籍的產生。

          起初,文字寫在各種材料上,往往只是對一事一物的簡單記錄,這樣的記錄材料,只能統稱為文獻,因為它并未形成某種知識體系。比如,商朝武丁時期的一片龜甲上鍥刻的卜辭說:“乙巳卜穀貞,王大令眾人曰協田。其受年?十一月。”它的意思是:乙巳這一天占卜,史官穀問道:“商王下了命令,叫平民們一起去種田。有好收成嗎?”十一月是占卜的月份,這是一條有關農業生產的卜辭,有時間、人物、事件的記載,可以看出商代對于農業的重視及當時農耕采用了協田即集體耕作的形式。但是,由于它僅是對一時一事的零散記載,所以只能算是單篇文獻,還不能稱之為典籍。這種單篇文獻只有成批匯集,形成有邏輯性的檔案時,才具備典籍的性質。

          典籍的產生,需要人類文明發展具備一定的積累,當人們對自然和社會的認識逐步增加并累積,再通過有目的地總結,最終形成一定的知識體系以后,典籍的產生才成為可能。因此,典籍凝聚知識信息的系統性,是與單篇文獻的零星記載有根本區別的。

          編連成冊的形式是典籍構成的第三個重要因素,許慎在《說文解字》中引用莊都的話說:“典,大冊也。”指出典籍的外部形狀是冊子。“冊”在甲骨文中作“圖五”,象形造字,如甲骨聯綴之形。這些都說明自古典籍就有編連成冊的形式。

          典籍的形式是與內容相互聯系的。隨著人類對自然與自身認識的深化和發展,文字記錄的內容由簡單到復雜,獨立單位的載體材料已不能容納逐漸增多的記錄內容,于是必須產生集合形式的載體材料來記錄有關內容;或者,獨立單位的載體所記錄的內容必須有意識地排列組合,形成有系統的記錄內容,這就產生了編連成冊的典籍形式。典籍正是依靠編連成冊的形式區別于其他文獻材料的。例如,我們前邊提到的單片甲骨文獻,它與典籍的差別,不僅可在內容體系上區分,也可在載體形式上區分。

          認識典籍的構成,便掌握了確定典籍的標準,確定典籍標準可以幫助我們區分典籍與其他文獻,從而劃定研究的范圍,較為準確地判斷典籍的產生。

          【早期典籍的產生】 

          典籍產生的基本條件,是要有成熟的文字,那么中國的漢字是如何產生的呢?倉頡造字的傳說在古代比較流行。戰國后期的《呂氏春秋·君守篇》說:“奚仲作車,倉頡作書,后稷作稼,皋陶作刑,昆吾作陶,夏鯀作城,此六人者,所作當矣。”這里的“書”,指的是文字。東漢許慎進一步說:“黃帝之史倉頡,見鳥獸蹄迒之跡,知分理之可相別異也,初造書契。”“倉頡之初作書,蓋依類象形,故謂之文,其后形聲相益,即謂之字。”這些說法也大多有傳說的成分,不一定完全可信。因為文字絕不會是由個別人創造出來的,文字應該是古代先民不斷創造積累的結果,其產生也有一個較長的過程。當然,不能否認有個別人在文字產生中起較重要的作用。《荀子·解蔽》中說:“古之好書者眾矣,倉頡獨傳者,壹也。”這話說得比較客觀。荀子認為古來喜歡書寫文字的人很多,但都沒有傳下來。倉頡的字之所以傳下來,是因為他用心專一,字寫得比別人好。這恐怕比較符合歷史事實。

          近代人類學與民族學的研究成果表明,各民族在自己產生繁衍的過程中,儲存交流信息的手段大致經歷了實物、圖畫、符號、文字記事等幾個基本階段。當然,隨著現代科學技術的發展,人類信息傳遞與儲存的手段已日新月異,不可限量了,這當是留待學者們深入總結的新課題。從中華民族的歷史發展來看,漢文字產生以前,也大致經歷了以上所說的幾個基本階段。結繩是我國遠古先民實物記事的主要形式。《周易·系辭下》曰:“上古結繩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以書契。”《周易正義》引東漢鄭玄的注釋說:“古者無文字,其有約誓之事,事大大其繩,事小小其繩,結之多少,隨物眾寡,各執以相考,亦足以相治也。”這些記載說明,我們的遠古先祖曾以結繩作為實物記事的方法記載史事、傳遞信息。20世紀五十年代的民族調查報告也表明,一些少數民族如云南的彝族、哈尼族等,仍保留結繩記事的一些實物。此外,云南佤族還保存有刻木記事的例證,就是在一些長木板上,刻下深淺不同的缺口,表示歷年發生過的大小事件,以幫助記憶,再由族中耆老負責解釋這些事件,最終實現代代相傳。

          我國古代學者很早就認為,在文字產生之前圖畫曾經起過類似于文字的作用。《易·通卦驗》曰:“宓犧方牙蒼精作《易》,無書,以畫事。”這就是說,在文字產生之前,伏羲作《易》,是以圖畫的形象來表達他的思想的。在我國的北方和南方,都有大量的古代巖畫遺址留存,有的歷史非常久遠。比如,1987年我國考古學者在西北賀蘭山東麓發現了巖畫一萬多幅,刻畫時間最早的應在商周時期,其豐富的內容反映了古代賀蘭山游牧民族在文字發明之前運用圖畫記載社會生活和宗教習俗的情況。民族學研究成果證明,云南納西族就使用過圖畫文字,他們用圖畫文字書寫的典籍至今還有大量的遺存。這也證明圖畫曾是很多種文字產生的前身。

        作者簡介

        姓名:周少川 工作單位:北京師范大學歷史學院

        職稱:教授

        轉載請注明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 (責編:馮瑤)
        W020180116412817190956.jpg
        用戶昵稱:  (您填寫的昵稱將出現在評論列表中)  匿名
         驗證碼 
        所有評論僅代表網友意見
        最新發表的評論0條,總共0 查看全部評論

        回到頻道首頁
        QQ圖片20180105134100.jpg
        jrtt.jpg
        wxgzh.jpg
        777.jpg
        內文頁廣告3(手機版).jpg
        中國社會科學院概況|中國社會科學雜志社簡介|關于我們|法律顧問|廣告服務|網站聲明|聯系我們
        华夏视讯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