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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銳實力”是對中國的歪曲解讀
        2019年05月24日 09:47 來源:《紅旗文稿》2019/10  作者:丑則靜 李青 字號

        內容摘要:近日,美方單方面決定,對2000億美元中國輸美商品加征的關稅從10%上調至25%,中美貿易摩擦再度升級。一、“銳實力”是“中國威脅論”的新版本受冷戰思維影響,長期以來西方國家就有將中國認定為需重點關注的社會主義大國,渲染以社會制度、意識形態為主要內容的“中國威脅論”的傾向,西方的一些學者、媒體喜歡給中國貼標簽早已不是什么新鮮事。

        關鍵詞:

        作者簡介:

          近日,美方單方面決定,對2000億美元中國輸美商品加征的關稅從10%上調至25%,中美貿易摩擦再度升級。背靠中美在經貿領域競爭加劇的態勢,美國國內企圖通過挑撥中美意識形態對立,進一步構陷抹黑中國的聲音不斷出現。4月底,美國國務院政策規劃事務主任在參加智庫活動時談及中美競爭,將其定位成“一場與一種完全不同的文明和不同意識形態的斗爭”。在美方渲染同中國意識形態、社會制度對立的過程中,“銳實力”作為專門用于描述中俄等所謂“威權國家”力量新形態的概念被頻頻使用。應當看到,近年來中國積極推進“一帶一路”等國際合作,積極推進包括亞洲國家在內的世界上不同民族、不同文化開展交流互鑒,積極推進人類命運共同體建設,建設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榮、開放包容、清潔美麗的世界,體現了中國致力于為世界和平發展作出更大貢獻的世界胸懷和大國擔當。而這些同特朗普政府不斷揮舞關稅大棒,致使貿易保護主義在全球范圍內蔓延發酵;不斷退出應對氣候變化、核擴散等全球多邊框架協定,惡意阻止國家間正常的人文交流與治理合作等一系列不負責的國際行為形成鮮明對比。“銳實力”概念根本站不住腳。

          一、“銳實力”是“中國威脅論”的新版本

          受冷戰思維影響,長期以來西方國家就有將中國認定為需重點關注的社會主義大國,渲染以社會制度、意識形態為主要內容的“中國威脅論”的傾向,西方的一些學者、媒體喜歡給中國貼標簽早已不是什么新鮮事。

          進入21世紀,特別是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爆發以來,以中國為代表的新興經濟體國家群體性崛起,在國際和地區事務中的地位與作用顯著提升,國際力量對比發生最具革命性的深刻變化。出于對西方領導的國際秩序前景的擔憂與對中國發展的警惕,西方國家開始重新思考和審視以往的對華政策,新一輪“中國威脅論”隨之出現,且涉及議題廣,施壓力度空前。一方面,西方國家對中國的戰略認知整體上趨向保守,對國際秩序領域可能出現的權力均衡局勢表現得異常敏感。另一方面,中國通過迥異于西方的發展道路縮短了與西方的差距,這使長期堅持“西方文明優越論” 的西方國家一些勢力將中國的影響力視作一種戰略性威脅。

          在這個過程中,西方學術界、新聞媒體利用其強勢國際話語權,聯手炮制出 “銳實力”等帶有明顯西方價值判斷與意識形態色彩的概念。西方國家一些勢力利用這一概念,對近年來中國在維護現有國際秩序、提升國家形象與國際影響力等方面所做的努力橫加指責,推動西方社會對中國的戰略疑慮不斷上升。

          2017年11月,美國《外交事務》雜志刊發《銳實力的意義:威權國家如何投射影響力》一文,“銳實力”首次被正式提出并使用。其間,以美國國家民主基金會、《經濟學人》雜志、約瑟夫·奈等為代表的西方知名研究機構、權威媒體和專家學者,先后發表數篇論文與研究報告,集中對“銳實力”進行界定與闡釋。在西方語境下,作為一種所謂的國家力量新形態,“銳實力”主要具有以下三個方面特征:推行主體是“威權國家”;在權力行使過程中,以“對外審查、操縱和干擾”為主要形式;塑造價值觀、制度認同是“銳實力”的基本目標和意圖。

          “銳實力”概念的建構與“威權”緊密相連,通過這一概念,強行突出“民主國家”與“威權國家”的區別和對立。與此同時,在“銳實力”概念的界定過程中,西方學術界先入為主,采用明顯的雙重標準,把中國開展的海外傳播、智庫和文化交流合作等項目,無端指責為具有操控性與威脅性,并強行賦予其“像楔子一樣滲透進西方的價值觀”的戰略意圖。由此可以看出,“銳實力”并非嚴謹的學術概念,而是少數西方國家出于對華遏制的政治需要,為配合新一輪“中國威脅論”量身定做的說辭。

          二、中國塑造國家形象、提升國際影響力的正當行為,不應被視為“滲透與破壞”

          2017年12月,美國國家民主基金會(NED)發布題為《銳實力:不斷增長的威權影響力》的長篇主題報告,對“銳實力”這一概念進行了較為全面且系統的梳理界定,在目前西方的“銳實力”研究領域引用率和權威性較高。但稍加分析不難發現:

          首先,報告發布機構本身的客觀性、公正性值得質疑。熟悉美國政治的人,應該對美國國家民主基金會這一具有政府背景的非政府組織不陌生,該機構是為服務冷戰時期美國全球“推廣民主”戰略而設立的,其創建者阿倫·韋恩斯坦曾如此描繪這個組織的職能,“我們如今所做的很多事在25年前都是中央情報局的秘密任務”。

          其次,報告所列舉的中俄在阿根廷等四國的所謂“銳實力”行動,都是正常的國際交流、教育文化活動、媒體信息投放等,不應被無端指責與抹黑。例如,報告將中國在拉美開展的人文交流活動認定為“銳實力”。“國之交在于民相親。”當前,發展人文交流同營建政治互信、推動經貿合作一道成為中國對外政策的重要內容。中美兩國在人文交流領域有不少成功案例。例如,2016年,時任美國國務卿約翰·克里就曾稱贊中美兩國醫生為改善兩國人民的健康狀況和應對乳腺癌等挑戰所進行的交流合作。他認為,人文交流機制為兩國公民提供了很好的交流、學習與分享機會。近年來,中拉關系持續升溫,中拉記者、學者、外交官、學生、企業家等群體間的交流日漸頻密,在這個過程中,越來越多的普通拉美人能夠來到中國,或參加培訓,或進行學術交流活動。這種互動式、雙贏式的人文交流,在西方研究機構眼中卻成為別有用心的安排,被說成是中國積極擴張自身海外影響力的證據。這樣的指責著實牽強。

          外部世界對一國的看法,往往被視為該國國際影響力的組成部分,在國際競爭與合作中的重要性不言而喻。經濟全球化時代,一個國家通過開展公共外交,更好地塑造國家形象,不斷提升自身的國際影響力,已經成為世界各國通行做法。西方國家在開展公共外交方面也不遺余力,英國委員會、法語聯盟、歌德學院等都是典型例子。美國在公共外交方面投入的資源更多。

          中國向來有尊重各國主權、獨立和領土完整,尊重彼此的核心利益和重大關切,尊重各國人民自主選擇社會制度和發展道路的優良傳統。作為新時代中國特色大國外交重要內容的“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集中闡述了中國與外部世界的相處之道:政治上,相互尊重、平等協商,堅決摒棄冷戰思維和強權政治,走對話而不對抗、結伴而不結盟的國與國交往新路;安全上,堅持以對話解決爭端、以協商化解分歧,統籌應對傳統和非傳統安全威脅,反對一切形式的恐怖主義;經濟上,同舟共濟,促進貿易和投資自由化便利化,推動經濟全球化朝著更加開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贏的方向發展;文化上,尊重世界文明多樣性,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閡、文明互鑒超越文明沖突、文明共存超越文明優越;生態上,堅持環境友好,合作應對氣候變化,保護好人類賴以生存的地球家園。正是由于中國對開放透明包容、共商共建共享等原則的堅持,“一帶一路”的朋友圈已擴大至140余個國家與國際組織,中國倡導的新型多邊合作倡議不斷走深走實,中國的國家形象、國際影響力不斷提升。

          值得注意的是,“銳實力”概念背后的零和思維,在一些闡釋過這一概念的西方學者那里也無法得到認同。約瑟夫·奈在評論“銳實力”的一篇文章中告誡,不要限制中國提升軟實力的正當活動,因為這些活動不是簡單的零和游戲,而是可以實現雙贏。例如,提升兩國相互吸引力的人文交流,有助于防止兩國之間的沖突。在諸如應對氣候變化等問題上,軟實力有助于建立信任和知識網絡,提高國家之間的合作水平。約瑟夫·奈還認為,如果西方國家對“銳實力”反應過度,在文化、媒體、學術等領域限制與中國的合作,將會適得其反,損害西方國家自身的軟實力。不久前,美國前副助理國務卿謝淑麗,在美國斯坦福大學胡佛研究所和美國亞洲協會美中關系中心聯合發布的報告中,也明確反對夸大當前中國尋求影響力對美國的威脅,認為這是一種過度反應。

          三、中國承擔國際責任始終做國際秩序的維護者

          中國近年來在國際事務、全球治理領域日益發揮重要作用有著特定的背景和原因。其一,中國在從戰后國際秩序的參與和建設過程中,全面對接國際制度,逐漸成長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具備了在國際和地區事務中發揮更大作用與影響的能力。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指出的:“世界那么大,問題那么多,國際社會期待聽到中國聲音,看到中國方案,中國不能缺席。”其二,中國始終是世界和平的建設者、全球發展的貢獻者、國際秩序的維護者。中國堅定地走和平發展道路,積極與外部開展合作,創設制度平臺,積極承擔國際責任,向世界提供發展類公共產品,并不以挑戰現有國際秩序作為目的。其三,中國真誠地與各國開展經濟合作,尋求的是共同發展進步,與世界分享中國改革發展紅利,不附帶任何條件,更不輸出制度或價值觀。

          近兩年來,美國相繼退出跨太平洋伙伴關系協定(TPP)、巴黎氣候變化協定、伊朗核協定等一系列全球多邊框架協定,同時,在經貿領域,意圖打造以“對等貿易”為核心的新國際貿易體系,大幅減少原先基于經濟發展程度差異而對貿易對象所進行的互惠、讓步。這些都嚴重沖擊著戰后形成的以聯合國憲章宗旨和原則為核心的國際秩序,由此導致全球治理領域“發展缺位”的問題突出,廣大發展中國家的發展需求長期得不到滿足。比如,“一帶一路”沿線中亞、東南亞、南亞、西亞以及北非部分地區,長期被西方忽視,受資金短缺、投資不足等問題嚴重困擾。這些國家從中國“一帶一路”倡議和打造的以亞投行為代表的投融資平臺中看到機會,希望搭便車參與和融入“一帶一路”項目之中。這是廣大發展中國家基于自身發展所作出的主動選擇,而不是中國的強求和拉攏。

          面對個別國家單邊主義、保護主義傾向抬頭,習近平總書記在2018年博鰲亞洲論壇上鄭重宣示:“中國開放的大門不會關閉,只會越開越大。”近年來,中國出臺了一系列放寬市場準入、創造更具吸引力的投資環境、加強知識產權保護與進一步擴大進口等重大政策措施;2018年11月首屆中國國際進口博覽會成功舉辦,成為國際貿易發展史上的一大創舉。中國在進一步擴大開放、推動建設新型國際關系的理念指引下,展示著對構筑開放型國際經濟秩序、與世界分享發展機遇的真誠意愿,堅定地站在歷史前進正確的一邊。

          “一帶一路”合作倡議推進5年多來,中國與沿線國家貿易總額超過6萬億美元,對沿線國家投資超過800多億美元,為當地創造了24萬多個工作崗位。“一帶一路”倡議為全球合作發展提供了創新思路,為破解全球發展難題貢獻了中國智慧、中國方案,體現了中國將自身發展同世界發展相統一的全球視野、世界胸懷和大國擔當。對此,國際社會特別是廣大發展中國家深有感觸,他們對中國這方面的評價和認識總體上是正向的,也是客觀的。這與個別西方國家以所謂“銳實力”的故意曲解形成了強烈反差。

         

          (作者單位:國際關系學院國際政治系;廣東國際戰略研究院)

         

        作者簡介

        姓名:丑則靜 李青 工作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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